相约安徽·向春而行|麦田里的春天 ⑥“干道”之后的“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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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3年，一张1：10000的地图，拉开了“建设新合肥”的序幕。由此开始，合肥乡下的麦田与油菜地里，一批人撸起袖子，决心建一座崭新的合肥。如今，30载过去，春天里，麦田不在，新城已立。这座“新城”，就是如今的国家级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  

 2023年，合肥经开区迎来建区三十周年。一座新城，20则故事，终成一本报告文学——《麦田里的春天》。在故事中认知合肥，在回忆中倾听经开。“合肥经开发布”特此发布，以飨读者。    

麦田里的春天

6．“干道”之后的“尴尬”

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是在疼痛中诞生的，那种疼痛类似于剖腹产。

僵化保守观念的反对、自费开发的窘迫、县区协调的掣肘、国家大环境下的开发风声吃紧，这些拦路虎成群结队地堵在经开区起步的路上。

然而，经开区还是以干道建设为标志，提前开张了。

1993年4月16日，省政府《关于同意设立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批复》终于下来了，距离4月3日的干道建设开工典礼仅仅过去14天时间。

1993年7月6日，省编办正式批复省委省政府的决定，同意成立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合肥市直属副厅级事业单位，核定领导职数一正四副”。合肥市编办又批复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下设“一室三处三公司”，办公室、计划项目财务处、工程建设处、规划土地处、工业发展公司、建设工程公司、公用服务公司，后来又增设了经济开发总公司，简称“一室三处四公司”，经开区核定事业编制70人。

1993年8月19日，合肥市委在市规划局五楼召开会议，宣布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党委新班子正式成立，杜平太任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主任、党委书记，不再担任市政府副秘书长和市规划局局长，保留市开发办主任的职务，市土地局副局长梁建银出任管委会副主任、党委委员，刘自忠任管委会主任助理，不久，肥西县副县长李平、合肥锻压机床厂副厂长李兵陆续就任开发区管委会主任助理，一正四副搭配齐全8月19日上午11点开会宣布，下午2点新班子走马上任。

这是一个临危受命的班子，更是一个前途未卜的班子，不少参加那次会议的人员坐在台下掐着指头在计算他们什么时候卷着铺盖从二十埠农村逃回来。

倒不是那些人跟管委会的新班子有什么深仇大恨，因为以他们的见识、眼光和对当时形势的判断，他们有足够的理由这么想象。

合肥高新区启动时，国家科委及省、市各方帮助解决8000万资金，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省市支持资金5000万，而省政府在兴办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批文上明确表示:“要坚持自费开发，多渠道筹措建设资金，以项目带开发，开发一片，建设一片，受益一片。”

项目在哪儿呢?

1992年下半年房地产项目来了好多家，十八岗往南意向性出让土地7000多亩。一时间，谈意向有话好说、论价格你来我往、签合同觥筹交错、交定金毫不含糊，尤其是深圳建设集团和万科交来巨额定金5000万和1000万后，“以地生财”的招商政策似乎顺风顺水，运转得心应手。

然而，1993年春节的空气中就有些异样，先是过年的菜价涨得厉害，年后大宗的土地不好卖了。又过了一段日子，早先签下出让土地的合同变得诡异，一些企业不按期交纳购地款，有的企业连定金也不交了，接下来一些意向性合同就不了了之了。

经开区的创始者们隐隐感觉到，好像出事了。合肥已是对外开放城市，因为有政策许可，开始他们以为办国家级开发区递一个报告上去，走一下程序，就万事大吉了，可1993年春天远没有1992年春天那般令人激动，国家级开发区的批复杳无音信，无奈之下，市政府在开工典礼前只好请求省政府先批一个省级的开发区。

在邓小平南方谈话精神的激励下，1993年上半年全国的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同期增长25%。一场由十多亿人共同驾驶的经济快车一时根本刹不住车了，经济过热和金融市场秩序的混乱来势凶猛。从1992年下半年开始，通货膨胀如猛虎下山，一路狂奔。1993年，经济运行继续升温，房地产热、开发区热在全国愈演愈烈。

广西北海，一个20万人口的城市。1993年人口一下子增加到近百万，从事房地产的公司从6家猛增到1200多家，一幢幢还只是立在图纸上的花园别墅的价格在短时间内便被炒高几十倍。还有海南特区的海口流行一个说法，台风吹倒的广告牌砸死四个人，其中三个是倒地炒房的。经济持续高烧导致生产资料价格猛涨，1993年，钢材、水泥、木材的价格比上一年上涨了50%以上;这一年，全国消费品价格平均上涨了13%;全国固定资产投资比上年增长了50%以上。全国通货膨胀率最高达到24.1%，老百姓买不起菜，建筑工地买不起水泥了。海口和北海的烂尾楼以漏洞百出的形象矗立在海边潮湿的空气中。

1993年初，全国大大小小的开发区由100多个增加到了2700多个，是一年前的20多倍，宏观调控开始后，开发区不仅不会批，而且要压缩整顿。虽然当时有“三乱”“两热”的说法，但经济过热的罪过具体落实在了“房地产热、开发区热、股票热”的头上。

而6月国家开始宏观调控，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干道建设还没完工，10.8公里框型大道竣工的鞭炮声还在空中回响的时候，国家已经着手对开发区实行全面控制。

这个时候上任的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新班子走在框型大道上，看着四周茂盛的庄稼，一时陷入了巨大的迷茫和困顿之中。未来的路怎么走?这不是一个工作性的命题，而是有关生死存亡的残酷提问。

10.8公里干道很是风光体面，由于原材料价格飞涨，路还没修完，钱不够了，宏观调控的紧箍咒一勒，“以地生财”的灵丹妙药迅速失灵，土地款到不了账，到了账的55%先给肥西用于征地拆迁安置，剩下的钱先上交一大批税费然后放在市土地局的账上，经开区要先打申请，经市政府批准才能用上钱。要命的是，土地局的账上也没钱了，因为早在开春后土地就卖不动了。

10.8公里框型大道工程建设应付款8100万，可完工的时候，只付了6900万，欠工程款1200万。陈和平全权负责莲花路一段和繁华大道至始信路一段工程，后来资金跟不上了，只好靠感情联络，一要钱，就跟施工队喝酒，有时拎两瓶酒跟施工队的队长在麦田里的工地食堂喝酒，有时被逼急了就拉着施工队队长到合安路边的“舒乐大酒店”喝酒。说是“大酒店”，实际上就是路边小饭店，里面苍蝇蚊子横飞，筷子上油腻腻的，陈和平说:“喝一次酒，轻松一个星期。”干道建设只能提前，不能拖后，这是硬杠子。

合安路边管委会的10间小平房建好了，后来又建了8间，院子里铺上了彩色的水泥地砖，花坛盛开着鲜艳的月季，环境朴素而整洁，然而谁都没心思关注这些。因为，管委会一成立，开发区一开门，1200万的债务就压在了新班子头上。二三十年前，这是一笔能把人压趴的巨额债务。管委会从小平房开门第一天起，迎接最多的就是上门讨债的人，而不是投资兴业的人。刘自忠回忆说，1994年年关将近的时候，管委会小平房院子里最多的一天有100多人来要债，有的堵门，有的堵人;有的骂人，有的想动手打人;有的是紧跟，你到哪儿就跟到哪儿，不给钱就不走人。

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成立后管委会的第一个正式文件，就是要钱的，我在档案室查到了管委会“合发字(1993)01号”文件，《关于请求解决经济技术开发区启动资金的请示》，请求市政府帮助解决贷款3800万作为启动资金。

招商引资正在进行中，10万平方米标准厂房及一批新型建材项目年内亟待开工，相关的水电气及电信配套和其他服务设施的建设也刻不容缓，文件中充满了焦虑和期待，文件中也许意识到前景不妙，所以留了个退路，说眼下急需1000万购置设备及建筑材料订货。国家宏观调控正在对银行下手整顿，合肥市政府也贷不到款，开发区更是不被银行信任，所以开发区的第一份正式文件等于是白费功夫，文件的意义是二十多年后让我们看到了开发区创业初期的真实而残酷的历史。

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1993)02号文件还是要钱的，《关于请求解决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开办费的请示》，文件中诉说了开发区面临的尴尬，工程项目资金到不了位，但办公桌椅、笔墨纸砚、锅碗瓢盆的钱得帮助解决一下，干道指挥部解散了，原来抽调征用的车辆、人员、设备都回去了，开发区一张白纸，开发区揭不开锅了，文件中这样一段文字能够准确描述当时所面临的尴尬：“管委会成立后，工作人员已经逐步到位，但10月份工资还无着落，办公用具及交通工具也亟待解决，为尽快建立正常办公秩序，管委会党委研究，唯一办法是向政府求援，请求解决人员工资20万元(全年)和必需的办公用具及交通工具购置费181万元(具体开支项目见附表)。”后来我查看了1993年所有下发的文件，几乎都是请求政府帮助解决资金缺口的，实在解决不了，就向市政府临时借一点钱渡过难关。市政府也没钱，在一个没有实现工业化的城市，维持吃饭的财政根本拿不出多余的钱给开发区买锅碗瓢盆，更不用谈工程项目资金了。

自费开发，就得自己筹措，政府帮不上忙，你只有自生自灭。

合肥经开区最早想借助高歌猛进的房地产快速地完成原始积累，用房地产开发的钱来建设开发区一流的基础设施，为工业项目招商提供最优质的投资环境。若此，经开区房地产项目和工业项目两轮驱动，比翼齐飞，经过五到十年的滚动发展，经开区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就实现了，新合肥也就建成了。

然而，人算不如天算，席卷全国的房地产热首先在深圳、海口和广西北海留下了令人触目惊心的烂尾楼，内陆城市合肥还没起步就落下马来，不要说在这看不到未来的乡下麦田菜地里，就是在老市区繁华地段，一些谈好的地产项目要么暂停开发，要么放弃开发，银根一紧，银行的钱弄不出来了。经开区的地不仅卖不出去，卖出去的还有反悔的，万科交过1000万定金，看前景不妙，要退钱，钟咏三让市里如数退还，万科老总王石送了一套《胡雪岩》给钟咏三。那时候，即使是徽商胡雪岩再世，也不敢在肥西的麦田里投资房地产，王石不一定有这种暗示，但这种推理是符合逻辑的。

环城公园内当初反对建新合肥的人终于发现姜还是老的辣，他们一边陶醉于自己的“英明判断”，一边在酒桌上给开发区判死刑:“谁去投资?酒喝昏了头也不会去。除非党中央、国务院去投资，可国务院连开发区都没批。”

嘲笑、讽刺、挖苦的声音由酒桌上延伸到会议上，说建那么好的路让鸡鸭在上面闲逛，太浪费了。还有的说，也不是一点作用没有，给农民做打粮食、晒谷子的打谷场还是挺好的。在市里召开的一个会议间隙，有一个人居然公开地对杜平太说:“老杜，听说你那地方修的路练车挺不错的，就是远了点。”杜平太气得脸色铁青，但他一句话都没说。

确实，框型大道修好后，很气派，很漂亮，但上面没车，也没人，两边没项目，有时农田里会突然钻出一只野兔从上面疾速滑过。这种情形持续了两年多时间，据参加干道建设的一些当事人说，当年看到那种情形，相当迷惘，甚至有些灰心。

一些坚持不下去的人走了，他们转身离去的背影至今想起来都有些凄凉。可全国大环境如此，合肥经开区的尴尬不是大家不努力、不拼命，而是气候变了，风向转了。

新班子上任时除了10.8公里框型大道，两手空空。

1994春节就要到了，在这个难熬的冬天，不想办法，年关是过不去的。到小平房要债的人越来越多，情绪越来越失控，开发区向市政府求援，借200万救急，200万来了后，只能用150万还工程款，开发区工资两个月都没发了。可欠债太多，不知从哪儿随时都会冒出几个讨债的人来，当时计划项目财务处副处长(主持工作)周玉说:“刚准备发工资，几个村委会的头堵住刘自忠、方世文、祖朝兴、朱文峰要结清劳务费，老百姓要过年。”周玉就把劳务费结了，后来发工资的钱不够了，1994年春节管委会一室三处的工资就没发，过年连《白毛女》里喜儿的三尺红头绳都发不出来。负责框型大道建设的刘自忠急得团团转，钱来了后，生怕被人抢光似的，连夜把还债的名单开好交给周玉，打电话叫他立即开好支票，给人家回家过年。大年三十上午，又有上百号人来堵住刘自忠，逼着他多给一点，刘自忠也没办法，只有多说好话，请求谅解，总共就这么多钱，要给七八十家，只能撒胡椒面，按欠债数量，每家给个三五千，最多一两万，施工单位一个个哭丧着脸，没有一个开心的。刘自忠说到动情处，用了三个字:“太苦了!”

在开发区采访期间，至少有10位以上的人在说不下去的时候，都说过：“真苦!”钟咏三对我是这样说的：“你说他们受了多少罪呀，真难呀！”钟咏三这样说是有切身经历的，1994年春节大年三十中午，六安建安公司找到市长钟咏三要钱，钟咏三双手一摊，无奈地说:“我就130斤，还没杜平太重，没钱!”

有过切肤之痛的人都知道:能说出来的苦，都不叫苦，真正的苦是说不出来的。被采访者说“真苦”，那就是难以说出的一个抽象的表述。

钟咏三对开发区新班子说:“成功和失败只有一步之遥，关键在于在困难的时候咬着牙挺住，挺过去了就是成功。”

有关于事业和人生成败的论述还有许多，诸如“成功的人永不放弃，放弃的人永不成功”，很有哲理，被推到风口浪尖上的杜平太则说得更加直白:“我们本来就是干别人没干过的事，干别人干不了的事。”

杜平太是这个团队的核心，他知道，在这块冒着热气的土地上，唯一不能泄气的人就是他。哪怕虚张声势，他和开发区也必须站成强者的姿态。

1993年8月经开区新班子成立后，摆在开发区面前的有两大任务:首先是生存，其次是开发。

开发区的核心任务是开发，而合肥经开区从挂牌第一天起，居然是活命。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