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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约安徽·向春而行|麦田里的春天 ⑤麦田里的速度

2023-04-17 来源：合肥经开发布浏览次数：22911

编者按

1993年，一张1：10000的地图，拉开了“建设新合肥”的序幕。由此开始，合肥乡下的麦田与油菜地里，一批人撸起袖子，决心建一座崭新的合肥。如今，30载过去，春天里，麦田不在，新城已立。这座“新城”，就是如今的国家级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

2023年，合肥经开区迎来建区三十周年。一座新城，20则故事，终成一本报告文学——《麦田里的春天》。在故事中认知合肥，在回忆中倾听经开。“合肥经开发布”特此发布，以飨读者。

麦田里的春天

5．麦田里的速度

20世纪80年代初，深圳特区三天建一层楼，被媒体命名为“深圳速度”。合肥经开区88天建成10.8公里高标准的框型干道，实际上已经创造了令人震惊的“合肥速度”，但那时候没人敢这么说，也不愿这么说。

干道指挥部的建设者们无非是想以这种超常规的建设速度向世人证明，怀揣新合肥梦想的这些人确实想干事、能干事，不怕苦、不怕累、不计得失，再拔高一点，那就是合肥的工业化的决心就像干道建设一样，势如破竹，锐不可当！

将88天建成10.8公里框型大道和77天建成10万平方米标准化厂房叫作“合肥速度”，是许多年后媒体深度报道和学者们学术研究后的结论。

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干道建设指挥部，以邵林生、杜平太、鲍传才三人为核心，杜平太为现场总指挥，从合肥市建设、规划、土地、供电、供水、供气及市政等各相关单位先后抽调40多人到指挥部参与会战，这是一支东拼西凑起来的“多国部队”，各路人马，自带车辆，工资由原单位发放，当时的口号是：大干100天，完成干道建设任务。

干道建设首先要有建设人才，懂建设，还要会建设。

杜平太是干建设出身的，合肥的旧城改造基本上都是他带着一帮人干出来的，他的手下会聚了一大批建设和规划的高手精英。干道建设指挥部工程建设处处长刘自忠是学道路桥梁出身，跟杜平太在市政和建口共事过七八年，工程处的方世文、祖朝兴、陈和平、张义权则是他在市开发办和规划局的直接手下，年龄不大，二十郎当岁，却是干建设的行家里手，专业身份和独当一面的能力注定了他们是干道建设的砥柱中流，

杜平太在动员他们来干道指挥部时，话说得很简单：“跟我走，干开发区去！”

建设干道（繁华大道）是极具有象征意义的，所以干道建设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基础设施建设。

对于指挥部来说，他们没有时间进行更多的意义论证，但有一点是非常明确的：把修干道当作一场战役来打。

这是一场战斗，在临时修建起来的小平房指挥部里，灯火彻夜不眠，指战员24小时在指挥各标段、各后勤保障部门的协调运转，水、电、路段施工分解到指挥部的每个人，由他们在施工现场监管实施，每天下午五点，各路段、项目负责人向工程处处长刘自忠汇报工程进度，工程出现问题，当天研究，现场解决。

合肥市市政工程公司、安徽省水利建筑安装公司、市政养护处、六安城建公司四支队伍是干道建设的主力部队，他们都是大风大浪里闯荡过的能吃苦、能战斗的队伍，但他们没吃过这么大的苦。他

们在工地上24小时连轴转，夜晚在骆岗机场降落的飞机上，乘客从舷窗看到地面上有一大圈人，一大圈灯火，由四面组成一个巨大的火龙在夜空里游动和翻滚着，5平方公里范围内的灯火给乘客们以巨大的震撼。

有乘客落地后向当地安全部门询问出了什么事，回答是：合肥正在进行干道建设大会战。

干道建设指挥部要跟每个施工单位签订军令状，而不是责任状，限期、限质、限量完成任务。

我在合肥经开区档案室里复印了一份“军令状”。

一张A4纸上，题头是“军令状”三个重磅黑体字，双方签署人是干道建设指挥部的杜平太和立状单位合肥市第二建筑安装公司的周平，军令状承诺在1993年6月5日前完成繁华大道快车道过路供热管道工程，6月20日前完成莲花路、始信路过路供热管道工程。军令状的后面言之凿凿地保证：“我们决心克服困难，创造条件，争分夺秒，日夜奋战，确保上述任务完成，并接受干道建设指挥部给予的奖惩条件。”

在档案室里，我还看到了杜平太跟电信公司、供电公司、市政建设公司等等单位签订的几十份军令状，这里不需要“合同”，而是需要“军令”。所有军令状统一格式、统一文本，所以，所有参战单位也统一“日夜奋战”。

干道开工后，人们才知道在麦田里修路艰苦卓绝。这里位置偏远，回城路途遥远，没有交通工具，附近老百姓的房子也征用、拆迁得差不多了，加上24小时连轴转，施工单位只能住在工地上。麦田里到处都是用黑乎乎的油毛毡搭起来的帐篷，每到黄昏，工地帐篷里就升起凌乱的炊烟，那是工人们在生火做饭。远远望去帐篷像是一座座难民营，如果走近了，就会看见帐篷四周红旗招展，标语醒目，工人们灰头土脸地穿插在黄昏的炊烟里，吃完饭，他们还得继续冲上施工前线，这时候你会感到这里其实是一个硝烟弥漫的战场。

进入5月，天越来越热，夜晚的工地上蚊虫乱舞，帐篷里的日子更加难熬了，不仅如此，麦田里的工地上没水、没电、没路。没水就挖坑，渗出的水用来煮饭、洗漱；没电就用柴油发电机自己发电，用汽油灯。没路就惨了，1993年的雨季好像提前到来了，连天阴雨让施工变得越来越难，钢筋、水泥、砂石等材料运不进来，工人们只好先在路上铺上圆木，再在上面铺上石头和碎石，运材料的汽车开动时，前面用拖拉机拉，后面用推土机推，一车材料运过去，铺圆木和碎石的建设者这累得一屁股瘫坐在地上，人都站不起来了。

在工地上，老牛拉车也用上了，征地拆迁协调小组在枣庙村书记张应年家搭伙吃午饭，刚端起碗，天下起了雨，大家放下筷子，赶紧开着唯一的一辆北京213吉普车往村外跑，吉普车下午还要去市里拉电器开关。可车没开多远，由于土路打滑，开不走了，张应年叫一农户在前面用老牛拉，后面用人推，一直推拉了2公里多路才上了砂石铺着的辅路。周宗华清晰地记得，那天他们饿着肚子推车，老牛的鼻子拉出了血，一滴一滴地落到砂石路面上。

施工难题此起彼伏、层出不穷，劳务纠纷每天都在工地上发生，被征了地的农民以为市里来开发，有的是钱，见财大家有份，工程队赚大头，村民赚小头，因此要卸货、挖土方。这些任务大多是施工工程队一把包了的，可村民不干，不让施工，工地只好停下来。一开始，工程处刘自忠处长和协调劳务的陈和平曾尝试过花钱买平安，干道开工典礼前建主席台，一群村民扛着锹要干劳务，可工地上没他们能干的活，实在没办法了，刘自忠和陈和平就花3000块钱让村民将一堆无关紧要的土挪到另一个无关紧

要的位置，干完了，村民第二天来还要干，他们就又花2000块钱让老百姓再把第一天挪出去的土再挪回来。那是为了保证开工典礼的无奈之举，可干道全线开工后，这么干，谁也付不起，口袋里没钱。

5月13日，邵林生和杜平太在干道建设指挥部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抽调精兵强将成立三个工作组进驻二十埠、蔡岗和黄冈，同施工单位吃住在一起，重点解决施工中遇到的难题，要求“确保施工进度不受人为因素影响”。

黄岗村的一位老太太坐在推土机前，她的身边堆了一些破家具、旧坛子、坏罐子之类乱七八糟的东西，要钱，不然就不给推。老太太背后有策划者，围观村民有七八十个，这个钱当然不能给，于是现场发生了冲突，身材结实的工程处副处长祖朝兴为了保护身材瘦小、负责征地拆迁的同事汪洋，被围上来的村民一顿乱拳，打得鼻青脸肿，嘴角出血。当指挥部的人赶来救援解围后，邵林生副市长要把祖朝兴送医院，祖朝兴说不用了，转身又去下一个工地了。二十多年后，祖朝兴在接受我采访时说：“那时候年轻，身体好，在工程中经常挨打。不到打得爬不起来，是不会去医院的，挨打的又不是我一个。”

解决村民阻挠施工的最有效的办法还是请村干部出面，本乡本土的，村干部有权威，他们一出面，万事大吉。工程处经常请村干部在合安路边上苍蝇横飞的小饭馆“青年酒家”和“舒乐大酒店”喝酒，村干部豪迈地拍着胸脯：“放心，这事包在我身上了！”

干道建设指挥部相当于工地上的另一座帐篷，三间民房里挤满了三四十人，围坐在老乡家沾满油污的四方桌边，有绘图的，有打字的，有起草报告的，有结算工程财务的，桌子不够用，从市规划局抽调来的徐险峰就趴在地上打字。指挥部是多支队伍拼凑起来的，说好了干100天，干完了就回去。人是借来的，车辆是借来的，指挥部办公场所也是租借来的，没有电话，先是装了一部无线台式电话，还竖了一根天线，后来指挥部花2.6万元的高价从姚公庙拉专用电线架设了两部电话，买了3部砖头一样大的“大哥大”，给了肥西和常青镇负责拆迁安置的指挥部各一部，给了供电局一部。工地上随时遇到电荒，指挥部租用了无线电频率，买了二十部对讲机，现场指挥调度的人员靠对讲机和BP机联系。

指挥部几十号人马每人必发的装备是一双胶靴，而且是那种齐膝盖的深筒胶靴，雨季施工，工地一片泥泞，没有胶靴寸步难行；一顶草帽，空旷的麦田里无遮无掩，宽边草帽挡住了毒辣的直射阳光；每人自己配的装备是一条毛巾，擦汗用，还有一个军用水壶或塑料水壶，里面装满了水。

吃饭时间到了，民房里一群满身泥污、穿胶靴、戴草帽、背水壶、肩上搭一条毛巾的干道指挥部人员陆续回来了，大家捧着碗，或坐或站在民房的内外吃饭，活脱脱一群民工。他们胶靴也不脱，吃完饭水壶装满水又要上工地，实在累极了，他们会倚着墙角打个盹。在指挥部打字的徐险峰告诉我，夏天的一天午饭后，杜平太、王林建、鲍传才三个人分别睡在老百姓家里拼在一起的两张条凳上，他们光着膀子，穿个背心，在潮湿闷热的空气里居然睡得很香，屋外太阳火辣辣的，小平房屋梁上一台吊扇扇着无济于事的热风，他们的脸上全是汗。徐险峰对那段岁月的概括很有精神高度：“虽然来自四面八方，因为建干道，就变得像是一家人，吃饭围在一起，干活一起上。”

李铁亮是杜平太的司机，他说桑塔纳车后备厢里放着四五双深筒胶靴，以备有领导和客商来工地时使用，当然还有雨伞、地图、资料、手电筒、草帽、毛巾等。车一停，李铁亮跟着杜平太下车时，每次身上都要背着五六个对讲机，用于杜平太跟每个施工标段和相关部门联系；腰里别着两个BP机，一个是杜平太的，一个是自己的；手里抓一个大哥大，则是用来回复BP机的。李铁亮说，经常这个对讲机还没挂断，另外一个对讲机又响了，有时三四个对讲机一起响，杜平太还没接完，BP机又响了。李铁亮说自己全身上下经常被沙哑的对讲机声音和BP机蜂鸣声，还有大哥大的铃声包围着，那时候，他感觉被卷进了声音的旋涡里。

自从三个工作组同施工单位吃住在一起后，杜平太这个干道建设现场的实际总指挥就经常睡在指挥部了；祖朝兴、陈和平、张义权等人睡在水安公司、市政公司工棚里、老百姓家里，跟施工队一起掌握工程进度，解决工程难题；周宗华睡在枣庙村书记张应年家里，60天没回过家。那时候他们感受最深的是，苍蝇比蚊子好，乡下的蚊子太凶，早上起来身上被蚊子叮得到处都是包块，苍蝇不咬人。最幸福的是有机会睡在作为工程处办公室里小平房，放下钢丝床，上面铺一张草席，还有电风扇吹，至于席子、被子、枕头是谁的，谁用过的，没人在意，几十号人全都混在一起。

祖朝兴4岁的女儿住院了，他白天没空，便晚上零点以后去医院替换疲惫不堪的妻子，两天以后妻子叫他不要来了，原来护士不是很有把握地问祖朝兴丈母娘：“你女婿是不是劳改犯呀，天天夜里一点多才过来，还穿了个大胶靴。”丈母娘很生气地反驳：“他是国家干部！”

干道最初计划是100天内自西向东打通繁华大道3.2公里，8车道60米宽，路基按300米宽推。干道建设大会战是以排山倒海、摧枯拉朽的气势向前推进的，不到一个月，繁华大道就像一条崭新的飞机跑道露出了最初的雏形，这似乎早在人们预料之中。干道建设开工10来天后的某一天，杜平太在工地上找到了穿着胶靴一身泥灰的祖朝兴。

祖朝兴虽然只有30岁，但已在合肥旧城改造的摸爬滚打中练出了一身好手艺，23岁就当上寿春路改造项目负责人，招投标、编制预决算、工程质量监管一肩挑，抽到干道建设指挥部当工程建设处副处长是经过决策者们深思熟虑后的选择。

杜平太问祖朝兴：“我们100天干成10公里框型大道，照不照？”

“照”在合肥方言中是“行”的意思。“照不照”就是“行不行”。

祖朝兴几乎不假思索地回答：“肯定不照！”

杜平太说：“你用旗杆给我按10公里框型插一圈，可照？”

祖朝兴说：“这个照！”

杜平太说：“那你用推土机把框型大道推一圈，可照？”

祖朝兴说：“这也照！”

杜平太说：“你给我两个活一起干，插一圈，推一圈！”

于是，祖朝兴带了常青建安公司的十几台820推土机昼夜不停地迅速推出了10.8公里框型大道路基，指挥部决定：干10公里框型大道，100天，边设计图纸，边施工。

按正常施工进度肯定完不成，刘自忠、祖朝兴、方世文领衔的建设工程

处进行建设方案优化改进，一般下水道都在主干道路中央，必须先建好下水道，才能建主干道。他们拿出的绝招是，变更下水道位置，将下水道从快车道中间变更到边上的自行车道上或绿化带上去，这样主干道建设工期将大大缩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