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飞：研究四十载

一些细微但却能切身体会到的改变发生在这两年。比如走在路上或逛书店的时候，会突然有人认出他然后请教一些历史方面的问题；也常常会被拉入到一些青年人和学生自发组建的“淮军历史文化群”、“庐州历史文化群”担任“顾问”；有理工科的学生会抛出“李鸿章喜欢航模吗？”这类他也不知道怎么回答的问题；还有身边越来越多的孩子在选择兴趣班的时候主动将目光投向历史。

做了四十多年的历史文化研究，他不由得感叹道，“这一代年轻人不得了！”。

 今年已经67岁的翁飞生活却并不清闲，甚至可以用早出晚归来形容。同岁数的人在安享晚年或享受天伦之乐的时候，他却经常拎着个老旧的编织袋穿梭于合肥的各个角落，袋子里面是一沓厚厚的材料，有时还会有一把雨伞。

确实，他也不具备享受天伦之乐的条件。唯一的女儿在上海定居，为了照顾还在上小学的孙女，孩子的奶奶和姥姥轮流去照看，一去就是两个月，轮到姥姥去的时候，那两个月就只有翁飞一个人在家。

但他并不觉得“凄惨”，各种讲座、研讨会邀约不断，往往和别人一聊就是一下午。有时候赶不过来趟，还得控制下时间。

聊什么呢？就是那个老旧的编织袋里装的东西——关于李鸿章、淮军和安徽地方历史文化，这也是翁飞一辈子的成果。

在网上搜索翁飞，出来的结果总是离不开“李鸿章”、“淮军”、“安徽历史”这几个关键词……他花费了人生的大半时间用来研究安徽的历史文化，但他本人却不是土生土长的安徽人。

1958年4岁那年，翁飞跟随支援内地的父母从上海来到安徽合肥，从此在合肥度过了小学、初中和高中。

高中毕业后，翁飞成了一名民办教师，后来又当起了工人。1977年第一届高考恢复，当时还在合钢二厂变电所里看仪表的翁飞决定重新拿起课本考大学。变电所的工作不忙，每天有大量时间可以看书学习，就在这样的情况下，他成功考取了复旦大学并进入了自己喜欢的历史系。

大学毕业后翁飞被分配到安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开始研究中国近代史和安徽地域文化，从此与李鸿章、与淮军结下不解之缘。

他觉得自己很幸运，“喜欢历史，学的也是历史，出来工作从事的也是历史研究，感觉人生在这一方面没有什么遗憾了。”

而在翁飞这么多年的历史文化研究生涯中，最难忘的或当属编纂《李鸿章全集》的那段时光。

要了解中国近代史，就跳不过李鸿章。

说起李鸿章，世人评价多是“卖国贼”、各种丧权辱国条约和没完没了的割地赔款。关注历史的人或许还知道翁飞祖上翁同龢与其有过一段渊源，二人同朝为政，但立场不同，清末流传下来的著名对联“宰相合肥天下瘦 司农常熟世间荒”说的就是这二人互相讽刺的故事。

但翁飞却用了15年时间来专门研究他，并在某种意义上替他“正名”。

1992年，安徽社科院历史所承担了国家“八五”社科项目“李鸿章与淮系集团研究”的课题，并成立了淮系集团研究中心。当时他们得知上海人民出版社80年代中期出版的《李鸿章全集》只出了三本《电稿》就停出了，于是就联合安徽教育出版社，经过多方努力，于1993年4月由顾廷龙、戴逸担任主编，来自京、沪、皖、鲁、冀、粤等省的30多位专家学者在北京成立编委会，《李鸿章全集》编纂工作正式启动。

编纂初期，编委会依据的主要资料是吴汝纶的《李文忠公全集》和上海图书馆的其他零星文件，以及一些李鸿章的书信、“剿捻”材料等，总共约2800万字。这些资料大致可分为四大部类：奏稿、电稿、函稿及诗文。翁飞作为执行编委之一，负责的是其中的奏稿约1400万字，也是最多的一部分。

整理这批资料花费了他们近三年的时间，就在工作快要完成的时候，1996年，他们又得到消息，在北京故宫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发现了9600件和李鸿章有关的奏折、附片，“为了将这批资料运回安徽，我们开了两辆车，光复印资料就开坏两台复印机”，翁飞说。

当时的翁飞已经是安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的副所长，时常会有很多行政上的事，无法完全全身心投入到编纂工作中。为了更好地完成工作，1999年秋，在《全集》的主编之一戴逸先生的建议下，45岁的翁飞以当时准许报考博士研究生的最高年龄，全脱产来到北京考读了戴逸先生的博士生，在戴逸老师的指导下继续从事《李鸿章全集》奏稿部分的统编。

“当时社科院经济条件也不好，领导说你是副所长又是高级职称，你要是一跑，那别的年轻人都要带工资跑怎么办，后来我就下决心不带工资，留职停薪去读博。”

读博的三年时间里，翁飞没有工资，一个月就拿340元博士补贴。并且在读博的第二年，翁飞的女儿也考上北京的大学，因此，家里基本全靠在中学当教师的太太一个人。好在当时的安徽教育出版社每月会预支1000元《李鸿章全集》的编辑校对费给他。

翁飞的博士读得和别人也不太一样，他用了前半年的时间完成了必要的外语、政治等公共科目的学习，剩下的两年半时间，就吃住在戴逸先生为他在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里特意安排的一间50平米左右的房间，把所有的已经初步点校出来的李鸿章资料，再次核对梳理了一遍。

“戴逸先生一个礼拜来一到两次，我有不懂的就问他，他如果也不太清楚就找人大的一些老教授一起讨论，我就在一旁边听边记录，过程中学了很多近代史的东西。”

在图书馆的两年半，翁飞通读、梳理了两千多万字的资料。到了2002年夏季毕业，原安徽教育出版社总编童本道先生安排了一辆双排座和一辆面包车才将他和那批资料从北京拉回安徽。随后，翁飞等人又花了3—4年时间对所有的全集文稿进行了3校。

直到2008年1月，二千八百余万字的《李鸿章全集》才由安徽教育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李鸿章全集》在前人耕作的基础上，吸收了他们的经验和教训，力求全面、系统和完整地发掘整理李氏的大量文稿，为晚清历史研究，为全面公允地评价李鸿章一生功过打下坚实可靠的史料基础。

从1993年到2008年，《李鸿章全集》共历时15年。“15年时间，我也从中年熬成一个小老头了”，翁飞感叹道。

做研究本身就是件苦闷的事，研究历史文化更是如此，常常只能与自己对话，与过去交谈，要有板凳甘坐十年冷的决心。

而这件苦闷的事翁飞一做就是一辈子。《李鸿章全集》编纂工作完成后，他又花了9年时间整理出近一千万字的淮军、淮系集团资料。同时，他还立足安徽地域文化，亲自深入安徽各地调查走访，作为安徽省文史研究馆馆员参与编纂了中央文史馆组织编撰的《中国地域文化通览o安徽卷》。所以在和他对话的过程中，无论问起安徽的哪个地方、哪个历史人物、哪件历史事件，他总能给出相对满意的解答。

他是学者，但并不只醉心于各种纸上的研究，而是希望学以致用，把研究的东西和现实相结合，真正发挥作用。因此除了编书写文章，他还担任了《淮军》、《北洋海军兴亡史》、《淮河六章》、《千年包公》、《刘铭传：1884—1891》、《紫蓬山》等大型电视纪录片的历史顾问；合肥李鸿章故居、安徽名人馆、刘铭传故居，庐江名人馆、合肥市肥东县包公镇包公文化园等历史文化场馆、以及合肥东部新城文化发展规划项目的专家组长或首席专家；同时还指导罍街、撮街等一批文化街区的打造；根据历史复原李鸿章寿宴、刘铭传宴……

如何让历史文化在当下获得更好地发展？翁飞给出了自己的做法，“与时俱进，把历史文化的元素融入到吃住行游购娱，让先辈留下来的东西通过这样的形式变得可看、可观、可吃”。

数据最直接地反映了这些工作所取得的成效。安徽名人馆是近几年来除故宫外单体游客量最大的历史展馆之一；《刘铭传：1884—1891》这部仅有4集的纪录片播出不久，就在安徽电视台、哔哩哔哩等平台获得了2000万人次的观看量；十集纪录片《淮军》于2008年首次播出，在今天仍被反复播放，并在豆瓣上获得了8.4的评分。

还有一些是翁飞这两年切身体会到的。比如走在路上或逛书店的时候，会突然有人认出他然后请教一些历史方面的问题；也常常会被拉入到一些青年人和学生自发组建的“淮军历史文化群”、“庐州历史文化群”担任“顾问”；有理工科的学生会抛出“李鸿章喜欢航模吗？”这类他也不知道怎么回答的问题；还有身边越来越多的孩子在选择兴趣班的时候主动将目光投向历史。

他不由得感叹道，“这一代年轻人不得了！”。

就像美酒与脸谱的结合，在以中国经典文化符号赋予美酒以独一无二的艺术表达和文化内涵的同时，也以现代化的风格审美重新阐释和延承了中国传统文化。历史文化作为一种“老”的东西，也需要以“新”的、贴近大众的方式进行表达和传承。“我希望能通过这些让安徽地域文化从内地走向沿海，从安徽走向全国，从传统走向现代化”，翁飞说。